经济学家名人故事：文革中的乐天派——于光远

经济学家名人故事：文革中的乐天派——于光远_2000字

于光远（1915年7月5日——2013年9月26日），原姓郁，名锺正，入共产党后改名于光远。上海人，中国著名经济学家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。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工作，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，致力于哲学、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研究和推进其发展的组织活动，并积极参加多方面的社会活动。

那个年代的中宣部不用说部长们，就是那些处长们都是一些有影响的社会名人，但在文革中却一个个成了被“打倒”的“黑帮”。这突如其来的打击，有的人经受不了，走上了绝路。但光远在强大的压力下仍能保持一种达观的心态。有一次哲学社会科学部批斗孙冶方，他和副处长林涧青被揪到台上陪斗，他出于好奇，还特意摘下戴在头上的纸糊的高帽看看上面写着些什么，回来后还哈哈大笑，说“我这是第一次戴高帽”。因为，他根本就不承认有什么“反党、反社会主义、反毛泽东思想”的所谓“黑线”，完全没有把这种批斗当回事。

光远是有理由的。科学处曾召开过一次揭批于光远的会议，除科学处工作人员外，还有他过去直接领导的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研究组、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组以及国家科委有关局的代表参加。会上批判他“自觉地一贯地相当系统地反对毛泽东思想”，其中最大的一条“罪状”就是他在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多次说过：“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，往往是针对实际工作讲的，从理论上看未必都正确，绝对不能按他们讲的.来写，要按自己的观点来写。”“我们写的是科学，不要管谁怎么讲的，即使是毛主席讲的也不一定都对。”“对毛主席的话，也要分析，要研究，也可以怀疑。”再就是理论问题不应写进党的决议，那样对开展理论研究工作不利。理论问题，应该让理论家去做结论。会上批判他“在历次阶级斗争紧要关头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”，最大“罪状”是在八届十中全会前夕，讲过“只要能使生产获得恢复和发展，生产关系后退一点没有什么关系”，大刮“单干风”；其次是为中宣部向中央起草报告，提出在党内根本取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党分子的帽子，大刮“翻案风”。会上还批判他在科学工作中“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”，“罪状”有三：一贯宣扬“外行不能领导内行”，反对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；一贯抵制在文化、学术领域内对资产阶级的批判，在科学研究和出版工作中，执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，宣扬“没有立，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、彻底的破”，鼓吹“没有自由就要死人”，“不只要有学术自由，还要有空气自由”，在历次批判资产阶级的运动中，不仅自己不参加，而且还利用科学处处长的地位和职权，对批判文章百般挑剔，对革命批判运动大泼冷水；提倡只专不红的“白专道路”，1962年主持起草《关于研究人员招收和升职的暂行办法》，主张研究人员的提升“只看学术水平”，并包庇和重用了大批右派分子。等等。以上各条今天来看不仅不是什么“罪行”，而且恰恰相反，都是很有道理的正确意见。光远理所当然不会接受这种无理的批判，只有哈哈大笑。

在“五七干校”的几年中，光远同其他“黑帮”分子干得都是最脏、最累的活。他喂猪、烧锅炉、淘厕所、拉煤卸车等，什么活都干，生活也很艰苦，但他始终不改乐观的天性。干校米饭不多，爱吃米饭的他用馒头换窝头，揉碎当米饭吃，自得其乐，被人笑称“于氏米饭”。烧锅炉，需用扁担从井中往上提水，相当吃力，他有时得跪下才能提起，这个“乐天派”笑着对人说：“哈哈……我在给井叩头呢！”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科学探讨的精神。干校土地盐碱十分严重，头年打下的粮食还没有种下的种子多。光远出主意说，一要向老乡们学习压盐碱的方法，二要使用化肥，三要加强田间管理，后来果见奇效。他还研究野菜。他在锅炉房门外墙头挂了几根野菜，并贴了一个说明，介绍野菜的名称和用途。不料竟遭到军管组同志的批判，说这种野菜不叫那个名字，于光远这个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不好好改造自己，还要臭表现。其实，两种叫法都可以成立，于光远并没有错。

于光远的“帽子”有三顶：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”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。最初拟定他为敌我矛盾，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，开除党籍，行政9级降至14级，是干校“黑帮”中定“罪”和处分最严重的一位。讨论时许多同志弃权。那时，许多人都已明白，这些“罪名”实际上都难以成立，最后到底怎样，谁能说得准呢？要开他的批判会“解放”他了，这不过是“完成任务”，走个过场罢了，不必太当真。于光远心里更明白，既然军管组准备“解放”他，他就“配合”他们“走”这一趟吧。批判会开了3个半天，他的检查似乎很认真，也很痛心，有时还不免痛哭流涕。批判会开过之后，他的问题算是基本解决了。几年来，一直不准他回京探亲。现在，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，他以治病为由，提出请假回京，一请就准。他回京后即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留京工作，没有再回干校。多年后，同他谈到中宣部文革的情况，问他在“五七干校”批判他时痛哭流涕，是觉得自己犯了错误对不起毛主席呢，还是觉得自己受了委曲呢？他想了一下回答说：“是装的。”

“解放”以后的于光远很是高兴。一个星期天，大家都在休息，他突然来到我同另一位仍在被审查的同志住的房间，一进门就问：“你们喜欢吃野菜吗？”我回答说：“喜欢。”他说：“好，我给你们炒点儿去。”一会儿，他就端着铁锅来了，野菜已经炒好了。我一看，油可真放了不少，把野菜都快给漫过来了。我吃得津津有味。他问：“好吃吗？”我说：“好吃。”在“五七干校”那无奈而又可期的岁月，人们特别需要相互之间的关心、慰藉和砥砺。我想，我不是在吃野菜，而是在参加一次“精神盛宴”，一次难得的充满友情的“精神盛宴”。那种感觉和心情，是在若干年以后吃生猛海鲜、美味佳肴时所体味不到的。

1975年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，光远是负责人之一，由于他和林涧青的推荐，组织上调我前去工作。待我到达时，他已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，但他仍是这里的领导，我成了他的部下。